神圣罗马帝国的主教国是如何衰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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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这个问题我也很感兴趣,但是我也不是很懂,看了这个问题下其他各位大佬的回答我觉得都是很有意义的,为了抛砖引玉我也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教会诸侯确实是德意志帝国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事物,在西欧其他几个主要君主国里很少能见到这样的教会诸侯国。如果我们转而去谈教会诸侯是怎么在德意志帝国里坐大的那就绕的太远了。但是要谈教会诸侯的衰退又不能不谈这个问题,所以只能尽可能简单粗暴的说几句。

首先教会诸侯原本是德意志帝国君主维持君权加强对整个国家的控制的重要工具,因为主教的任命权原本掌握在君主手中,早起德意志君主都曾经反复宣布建立主教管区的权力只属于君主。掌握了主教的任命权也就越过各部落公国掌握了对那些被赐予教会的土地的控制权。而且这些教士还有文化,受过教育,如果表现不好还可以撤换,表现好还可以调动和晋升,他们对君主也是非常忠诚的。教会掌握了大片地产,成为大地主的结果就是一个地区的大部分土地都属于教会,那么这个地区的公共服务所需要的资源自然也得教士这个地主来承担。而要让一个地主承担公共服务的责任其结果自然就是让他成为这个地区的领主。

教士掌握了很多地方的大片土地,那么自然也就成为这些地方的领主的唯一候选人。而这刚好也是德意志君主所乐见其成的事。因为这样一个德意志主教身上就有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地方的世俗领主,另一个则是可以由君主任免和调动的主教。就等于君主在德意志各地打下的锲楔子,可以绕过那些位高权重可以跟国王分庭抗礼的公爵。所以德意志越来越的主教兼任了世俗领主的职位,在最高峰的时期,帝国等级会议里的诸侯等级有三分之二都是教会诸侯。

我在其他回答里曾经说过,德意志是加洛林王超采取武力征服和武力传教而基督教化的。在这个基础上皇帝为了加强对国家的控制又把大片土地授予教会,让教会成为德意志最大的地主,教会诸侯成为德意志帝国诸侯里的多数。三个莱茵大主教则成了组成帝国的三个王国的大宰相。则这个帝国事实上就是君主和教会的合股公司。只不过教会那一边的领袖也就是教皇此时处在弱势状态,根本不可能在董事会里行驶和自己股权相称的地位。反而是皇帝不断的在意大利扩张,不断的加强对教皇选举的控制,比如皇帝自己加入罗马主教座堂议事会。还接受了那个著名的“罗马勋贵”的头衔。目的都是为了控制教皇,把教会的首脑贬低到首席宫廷神父的地位,来保证自己对整个帝国的控制权。

于是就爆发了第一阶段的斗争,也就是皇帝和教皇之间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德意志诸侯里对强势皇帝不满的人和教会诸侯最终依靠教皇的威望取得了胜利。皇权遭到重要挫折,但是随着皇权受挫,教皇就反过手来开始干预德意志事务,试图把皇帝贬低到自己的封臣的地步,来保证自己独霸帝国。在第二回合里,皇权处在守势而教权发动攻势。但是德意志的诸侯们则首鼠两端。极不愿意加强皇权也不打算加强教权。尤其在皇帝选举的问题上,无论是《伦斯的选侯判辞》还是之后查理四世的《金玺诏书》事实上都否认了教皇对皇帝选举的干预权。强调选帝侯的选举是皇权的唯一基础。当这一点成为帝国的传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开始争斗的双方全都失败了。帝国的两个最初投资人都玩完了。现在是帝国的部门经理们独霸帝国的时候了。

皇帝和教皇两种强大的权威都在德意志式微,而诸侯等级崛起,七选侯当中教会占了三个,诸侯等级教会占了一半多。在这种局面下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于挑战这些教会诸侯的权利。其结果就是德意志的教会诸侯过上了一个多世纪的好日子。只要爬上那些拥有邦君特权的主教职位,就再也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凌驾在自己之上了。莱茵的大主教理论上可以监督自己,但是他们几乎不会管。罗马的教皇和德意志的皇帝也可以管自己,毕竟每一个教会诸侯的宫殿里都还有一个为随时可能驾临的皇帝准备的帝国大厅。但事实上罗马主要关心的是钱,而皇帝其实也主要想要钱,但是他们谁都不敢要的太多。因为德意志帝国的真正权力掌握在这些教士手中。而且因为皇帝曾经以帝国法的形式授予全体直属帝国的诸侯以君主特权,也就是说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地上享受君主权。因此他们不但富而且贵,因为他们都是自己领地内的君主。这也是为了德意志王子公主满地跑的原因。马格德堡大主教曾经号称“首席邦君大主教”,这个头衔已经相当酷炫了,但如果用我国另一种翻译也就是“首席亲王大主教”那就更酷炫。

如果我们理解了教会诸侯的这种优越状态,其实我们也就理解了他们为什么灭亡了。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如果在那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之下,一个国家之内还有一大批养尊处优富得流油的教会诸侯却并不承担相应的国家义务,同时他们还没有力量自保。他们的富贵怎么可能持久呢?

在德意志帝国一系列斗争的最后赢家,也就是诸侯这个等级里。其实教会诸侯的力量是制度所赋予的。跟那些依靠武力来维持自己地位的强大的世俗诸侯相比,虽然教会诸侯掌握了七分之三的选侯票,还是选侯团的首席和选举会议的主席,还掌握了过半数的诸侯票。但所有这些票数的基础都是帝国的体制本身。只要帝国的体制还受到尊重,他们的这些优势就是有价值的。一旦帝国的制度和威望荡然无存,他们的这些优势在刀剑面前就一文不值。而教会诸侯架空皇权、抗拒教皇,不愿意承担帝国的义务,却享受帝国体制所带来的好处这一整套看起来高明异常占尽了好处的选择,说到底其实就是在自掘坟墓。

皇帝的权威是帝国体制的最大基础,但当每一个想要重振皇权的皇帝遇到世俗诸侯的反对的时候,教会诸侯都很少站出来支持皇帝。他们在约束皇权的时候往往认为自己和世俗诸侯没什么两样。却没有意识到一旦失去帝国的庇护,他们的那点武力根本没有跟世俗诸侯对抗的本钱。

其结果就是当宗教改革爆发的时候,皇帝、教皇都对德意志翻天覆地的推翻教会诸侯的行为不以为然。查理五世忙着和土耳其人、教皇作战的时候,德意志的大部分主教几乎都被改革了。当查理五世试图压制宗教改革的时候,他还遭到了诸侯的背叛。宗教改革是最能暴露德意志教会诸侯是“无力自保的肥羊”这个现实的事情。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马格德堡的首席亲王大主教灭亡了。德意志北方的教会诸侯几乎被一扫而空。这个时候教会诸侯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到了灭亡的边缘,而被迫投入到反宗教改革的事业里去。

到1648年和平重新降临的时候,其实德意志的教会诸侯已经损失相当惨重了。但他们却没有从之前的惨痛经历里汲取教训,相反和之前的帝国体制比起来,《威斯特伐利亚合约》这个得到瑞典和法国,后来是俄国和法国担保的合约,给了他们一个更加坚实可靠的保障。于是1648年以后,德意志幸存下来的教会诸侯又进入了一个巴洛克时期。

从1648年到1789年之间,德意志教会诸侯总体来说是轻松愉快的。因为他们又没人管了还有法国和俄国保障。因为不需要自己保障安全,所以他们可以花费大笔金钱建造华丽的教堂、城堡和主教宫殿。也因为没人监督所以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享受生活。在这方面萨尔茨堡城堡和主教宫殿,班贝格的主教宫殿,都是典范。如果你站在萨尔茨堡大主教在城堡的卧室,从窗口俯瞰他情人住的米拉贝尔宫,你就会理解这一百多年的好时光有多幸福。

但好日子总是短暂的,一百多年的幸福时光转瞬即逝,在这一百多年里德意志的教会诸侯主要受到两个威胁。一个是德意志大邦国为了追求邦国内的权利,开始推动教会的邦国化。也就是从过去的莱茵大主教主管一切,变成开始建立与邦国疆域相一致的大主教管区。让邦国之内的教会脱离莱茵大主教们的干预。还有就是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和法国、俄国担保的威特伐利亚体系的逐渐涣散,世俗大邦国为了扩大国家疆土和财政,开始对这些教会诸侯国虎视眈眈。

德意志的高级教士开始成为大王朝的小儿子们的就业岗位。比如说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从1582年的科隆战争以后就一直霸占着科隆大主教的职位。后来玛利亚特蕾莎花钱把这个职位买过来给了自己有残疾的小儿子。贝多芬就是哈布斯堡额科隆选帝侯的音乐家。

虽然教会诸侯成了贵族次子的后花园,但生活总归还能维持。但法国革命就宣告了世界末日的到来,如前所述宗教改革要了德意志东北部大部分教会诸侯的命。剩下的自然就主要分布在德意志西南部。但这也就意味着他们都分布在临近法国的地方。而哈布斯堡皇帝们的领地如果不考虑奥属佛兰德几乎都在德意志的东南部。所以当法国人从最初的抵抗干预转而入侵德意志的时候,这些教会诸侯领地自然就成了重点革命对象。

科隆选侯邦的首都波恩、特里尔选侯邦的首都科布伦茨、美因茨选侯邦的美因茨都是革命军的主要牺牲品。其中科布伦茨还是法国保王军的基地,就更没有任何悬念了。法国人在教会诸侯摇摇欲坠的时候踹了致命的一脚。而世俗邦国本来就对这些教会诸侯虎视眈眈。唯一能主持公道或者说让世俗邦国投鼠忌器的皇帝又刚好有需要割让整个莱茵河左岸的《吕内维尔合约》要执行,需要那些在莱茵河左岸有领土的其他邦国配合。法国人、世俗邦国和皇帝这下有了共同的猎物,教会诸侯的命运就决定了。

1803年的帝国等级会议总决议宣布了帝国境内整体的教产还俗,教会诸侯和被一扫而空,仅有的两个幸免于难的教会诸侯是美因茨大主教和条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早就没有什么世俗领地了,废除他们并没有什么意义。而美因茨大主教毕竟是帝国大宰相,需要他来主持帝国等级会议。为了让吃相好看一点需要他的配合。于是末代美因茨大主教就得以幸免,他放弃了美因茨城市,成了“雷根斯堡公爵”。1810年放弃雷根斯堡之后又被拿破仑封为法兰克福大公,但是这个大公国也没有能够活到1815年,因为1813年战争之后,法兰克福大公国的土地也被德意志诸侯瓜分了。

如果仅仅是讨论题目中所说的这三个主教选侯国的话,我觉得他们恰恰算是比较成功的。中世纪晚期的神圣罗马帝国有大概40个主教国,到了拿破仑战争之前还剩下26个。考虑到神职诸侯和世俗诸侯完全不同的性质,我觉得这个减员速度还不算特别快。

大部分主教诸侯的领地都是一片以城市为核心的支离破碎的领地。我们知道中世纪城市和现代城市的概念不一样,在中世纪城市象征着商品经济和自治的特权。科隆主教就因为没有掐过科隆市民最后被赶出了科隆,一年里只有六个宗教节日能进城。正如题主所说,大主教固然有兵,有钱,但是有兵和有钱≠能一直战胜对手。更何况主教领地依托的城市并不能保持长盛不衰。等到中世纪过后就更惨了,特里尔在18世纪被法国人打进了五六次。主教选侯国再厉害也不可能和波旁国王的正规军硬碰硬。至于1789年之后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了……除了美因茨主教挪窝到了雷根斯堡,大家一起完蛋。自己完蛋了不说,还连累了莱茵河右岸的帝国各等级。

科隆、美因茨和特里尔这三个城市在早期的德意志王国里地位很特殊。它们三座城市开发较早,都是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统治时期的古老城市。从法兰克人建国一直到德意志王国分离,这三座莱茵兰城市都一直处于文明世界,即是撒克逊教士和高卢教士传教的前哨基地也是重要的商业中心。

在隔壁的法国已经开始封建革命的时候,10世纪的德国国王们不能指望骄横跋扈的大部族公爵们为王权提供支持。而紧靠自己的部族领地来维持王权又是不现实的。在这种背景下,日耳曼教会在当时往往被视作国王的私产,国王要从他们那里征税征兵,也需要教士们为王国的政务奉公,并借助教会来给各个大公国里馋沙子。作为交换不少主教们得到了大片领地和伯爵的特权,于是主教国就这么诞生了。

我们可以看出来最为一种政治体制,主教诸侯很特殊,它在应德国封建主义起步晚,发展滞后的大环境下,由国王们扶持而诞生的。以至于詹姆斯布莱恩还是冈绍夫称之为“政治体制的活化石”。而因为主教国的这种性质,在主教叙职权之争结束之后,就不太能指望德皇们继续一如既往地支持主教诸侯的进一步繁衍。

到了宗教改革时代我们会发现有不少主教领地其实不是被世俗诸侯吞并的,它们有不少是自己主动进行宗教改革变成世俗领地。勃兰登堡选侯为了弄到马格德堡大主教领地和帝国打了几十年官司。而他们的安斯巴赫远亲,德意志骑士团的大团长阿尔布雷希特直接改宗新教就摇身一变成了公爵,把普鲁士便乘了自己家的世袭领地,高下立判。就连科隆大主教里都先后出了两位新教主教,要不是帝国军队及时干涉,后果可想而知。

我看到这个问题时候题主说“美因茨,科隆,特里尔这些选帝侯国为何会被世俗化或者被吞并,大主教们有兵有地难道不能抗争吗?”

大主教是有兵有地,而且这仨还贵为选侯,但你得看对上谁啊。我要是个土匪流寇,那大主教收拾我没问题;他跟着大佬打仗,打赢了,那也没问题。但要遇上打败仗了,周围大的势力重谈大局分配时,那他们就只能当小小的筹码了。本来宗教改革以及三十年就折腾得这些大主教不似以往,遇大潮风起云涌自然命途多舛。

不过他们也没有很早就消失。实际上这几个选侯国一直到19世纪左右才瓦解。最重要的直接原因还是因为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搞得神罗地区民众对特权阶级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尤其他们也觉得教会人员是腐朽制度的拥护者。神罗底下人心躁动,皇帝大主教们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也出兵想遏制一下,结果当然是没打过。那没打过就得谈和赔款啊。割地是肯定要有的了,但是割谁的呢?思来想去也就割一些自由市和主教国的地,有实力的各方诸侯意见最小,你主教国还想拧得过大诸侯和法国吗?于是乎签的合约主要就拿这些主教国来赔,还带好些个自由市,主教国完全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主教国都是分散在帝国各个位置的,但是法国肯定不想整一堆飞地,于是乎皇帝以帝国的名义将莱茵河西的全部地区都割让给法国,三个在莱茵河西的选帝侯,科隆美因茨特里尔全部狗带。当然莱茵河西的土地不止有教会的,也有世俗领主的,有些世袭君主也因此划分丢了些土地。因此和约第七条规定说,那些在莱茵河以西地区有财产的德国世袭君主们必须在莱茵河东边地区中获得赔偿,即德国南部的教会财产和隶属帝国一些自由城市会交给他们,因而其他的主教国也完了。

这个分配结果,奥地利自然是很难受了,战败割地谁不窝囊,尤其是丢了一堆帝国自由市这更难受。不过德意志其他诸侯可不一定,有几家就爽了,这国家所得远胜他们失去的,比如巴登捞回来损失的七倍、普鲁士搞回来五倍、符滕堡弄回损失的四倍。这些德意志领土的变动,亦有法国对德意志地区局势战略层面的考虑。并且这些世袭领主,因为他们因此约受益,加上民众也不待见这些大主教政教两开花,战胜法国流放拿皇后,签署条约恢复1790年法国边境时,他们也没有恢复这些主教国,而是分了莱茵河西的这些领土,比如普鲁士在1815年就分到了科隆等地。

这三个为什么被吞并其实很简单,就是大革命后莱茵西岸被法国吞并了,剩下东岸的领主们丢了地自然要补偿,那主教们就成了现成的软柿子了。

帝国军队奥普联军也没打过法国人,总不能指望主教动员的那点民兵吧(这些大主教其实根本就没什么正规军,对于他们来说发展文艺事业很明显比军事啥的重要多了,而且也没这个钱)。

最迟自宗教改革起封侯主教领、修道院以及普通修道院的生存权就已经受到普遍且强烈的质疑了。在诸侯们的设想中,比如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希二世,世俗化的计划一直在频繁形成。但是第一次世俗化是由皇帝和教宗出台的。

第一次世俗化:教宗克莱蒙斯十四世于1773年时取缔了耶稣会。这波及到了新教地区内的两千三百名神父、三千名未授圣职的僧侣、117座教会学校、32座神学院以及58处传教站。约瑟夫二世皇帝在1781年时在约瑟夫改革的框架内取缔了大约七百座只进行单纯的冥想默观,不从事实际工作(如护理病人、心灵劝慰、办学)的修道院,当然这只在哈布斯堡领地中进行,这些修道院的财产被分派给了一个专项宗教基金。法国大革命使其达到了高潮,在1789年时所有的修道院和修会都被取缔了,所有教会财产也都被国有化了。

世俗化并不只存在于启蒙诸侯和政客的思想实验中,比如明面上的研究报告和论战文章,同时还在思维更为浅显的市民圈子里广泛流传。美因茨毁谤地评判修道院生活的小说和绘画在天主教徒中也喜闻乐见,享有盛名。

因此当莱茵河左岸的帝国领地被割让给法国,莱茵河右岸的教会地产作为诸侯们的补偿被世俗化时,并没有爆发出什么不满的风暴。就连这些被波及到的封侯主教、大教堂牧师、大教堂教长、修道院院长和女修道院院长、修士和修女们自己也没有去坚决地抗议或是一致地反抗。他们等待着自己的宿命,1803年2月25日帝国代表重要决议中明确成型的判决将允许新领主们通过公开辩论、政治阴谋和事先的计划来将这些宗教领地据为己有。

帝国代表重要决议 1803年:这一旧帝国的最后一条帝国法是以帝国代表团(帝国议会委员会)提交的法-俄补偿计划为基础制订的,其中的主要决定都是预先确定好的,且只做了微小的改动。其中引用了89条条款来规定谁获得哪些莱茵河右岸的教会地产以补偿其在莱茵河左岸的损失。不止是帝国等级的修道院(领地)被废止了,帝国代表重要决议的第三十五条还规定所有作为新老地区中的领地等级的修道院也同样被废止了。此外51座帝国城市中的45座也被剥夺了其自治权并被吞并

帝国代表重要决议导致了帝国领地极大的集中以及帝国政治地图的简化:67处宗教领地(23座封侯主教领、44座帝国修道院)以及44座帝国城市消失了(更确切地说是被并入了其他领地)。附带大约三百五十万人口的约十万平方千米的领地改变了他们统治者的形态。只有三处宗教领地幸存了下来:德意志骑士团,因为其团长是奥地利大公卡尔;圣约翰或马耳他骑士团,因为自1799年起沙皇保罗一世是其大团长;为了选侯大总管卡尔·提奥多尔·冯·达尔贝格(1744年-1817年)而新建立的阿沙芬堡-雷根斯堡选侯领。

几乎没有一个领地获得的领土少于他们在莱茵河左岸所失去的,其中收获最大的一些是多亏了法国的关系才获得了远超过其花费的补偿:巴登(扩张到四倍)、符腾堡(扩张到两倍)、巴伐利亚,还有黑森-达姆施塔特和普鲁士也可以算在内。即使如此也还是有一些地区因为其领地太过狭小而被标明并得以幸存:小侯爵领、帝国伯爵和帝国骑士的小领地以及六座帝国城市。在多瑙河南岸的上施瓦本,那些主要来自下莱茵法占区的帝国伯爵们获得了原先的帝国宗教领地作为补偿。那些自宗教领地转变来的世俗小领地,将在1806年时被莱茵邦联中的领地邦国废黜并吞并。

嘛~大的历史的不晓得,不过我去雷根斯堡(一个多瑙河边的小镇,曾经的拜仁首府,周末市集中心很热闹)玩过,然后看介绍说美茵茨主教座后来就移到这里了。所以其实不光是世俗诸侯,美因茨主教领姑且也是有补偿的。今天两个城市的徽章很像,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渊源。嘛~其实一些有(宗教)学术追求的大主教,如果有地税之外的收入保障的话,还不一定乐意当个领主呢。还是研究针尖上能站几只天使这样的问题比较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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